資管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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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資管小生
來源：資管觀察（ID：xintuoguancha）
自2007年洛克菲勒基金會提出影響力投資（impact investing）概念后，其進入了較快發展的時期，尤其是最近十年參與影響力投資的金融機構明顯增多，全球管理資產規模已近萬億美元。影響力投資有別于傳統投資管理，實現公益性和商業性的平衡，突出特點在于目的性（intent）、貢獻性（contribution）和可衡量性（measurement）。全球影響力投資已經涉及到了能源、教育、農業和金融服務等領域，為社會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強大支撐，成為社會變革的重要驅動力，有必要推動其更好地發展。
影響力投資內涵及特征
影響力投資還屬于一個新生事物，對其內涵認知還不統一，這其中國際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IFC）和全球影響力投資網絡（globalimpact investing network, GIIN）的定義逐步被全球廣泛認可，其認為影響力投資是機構或者企業除了獲取財務收益，還會貢獻可衡量的積極社會或者環境影響的投資。不能僅僅將帶有社會積極影響的投資就劃分為影響力投資，GIIN認為影響力投資的核心特征在于目的性、追求財務回報、覆蓋多種資產和影響力可衡量；G8社會影響力投資工作組（G8 social impact investment taskforce）認為影響力投資的特征是其在產生投資收益的同時明確追求設定的影響力目標和可衡量的成果；IFC將影響力投資的特定定義為目的性、貢獻性和可衡量性。
IFC定義的影響力投資特征具體內涵為：
目的性是影響力投資區別于其他投資的重要特征，這意味投資者在追求財務回報的同時，還會追求積極的社會和環境影響。一般而言，投資者只有確定了所要達到的社會影響目標，才能決定所要投資的領域和標的。投資者既可以通過投資直接實現所設定的影響力目標，也可以通過所投資企業間接達到此目標。
貢獻性在于通過影響力投資能夠改進社會和環境狀態，具體而言是投資者通過資金或者技術等輸入，借助一定機制，最終實現預期的影響力目標。實踐中，金融投資與影響力之間的因果關系確定并不容易，但這正是其區別于傳統投資的重要之處。
可衡量性在于投資機構能夠證明其投資目的和貢獻的真實性。一方面，可衡量性能夠幫助投資者更好地進行影響力投資決策；另一方面，通過披露具體的影響力數據，讓投資者更好地了解投資影響力的作用，吸引更多社會資金參與投資。衡量影響力投資的方法有很多包括評級法、貨幣化（monetization）衡量等。
近年來，社會責任投資、可持續金融以及ESG投資等概念涌現，那么影響力投資與上述概念有何區分呢？社會責任投資或者可持續金融一般包括綠色金融、影響力投資以及ESG投資等。影響力投資主要介于公益化與商業化投資之間，既可以克服慈善捐贈的不可持續性，也可以避免商業化投資的過度利益導向，從而實現公益目的與商業目的的平衡。影響力投資與ESG投資的區別主要在于，一是ESG還是相對被動去篩選或者規避可能存在影響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因素，而影響力投資則以更為積極主動的態勢，真正為社會發展和環境帶來積極正向影響，而且主要是針對傳統無法獲得資本支持的社會企業發展、創新等領域。二是ESG投資本質還是以追求商業利益為核心，即使考慮到社會、環境以及企業治理因素，也是為了降低投資風險；而影響力投資兼顧投資收益和社會影響，而且部分投資者僅希望獲取平均市場收益率或者更低收益水平，進一步提升社會影響力的追求。三是ESG投資更多聚集于公開市場，而影響力投資更多聚焦私募市場，通過為單個項目提供定制化的資金、技術支持，達到預期的社會影響效果。
全球影響力投資實踐
（一）全球影響力投資規模分析
影響力投資發展較快，管理資產規模呈現快速增長態勢。不過，由于缺乏權威的統計數據基礎，不同機構的估算數據存在一定差異，準確確定全球影響力投資規模較為困難。聯合國負責任投資原則組織（UN PRI）調研數據認為，截至2018年全球與社會和環境目標有關的資產規模約為1.3萬億美元。根據GIIN統計數據，截至2019年末，根據1720個影響力投資機構的測算，全球影響力投資規模達到7150億美元。IFC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末，全球影響力投資規模為2.07萬億美元，其中私募基金類影響力投資規模為4250億美元，開發性金融機構管理規模為1.65萬億美元。摩根大通預測到2020年全球影響力投資規模有望超過1萬億美元。PRI 、摩根大通與GIIN的統計數據規模相對較為接近，而IFC統計數據最大，主要在于對于影響力投資口徑的認定存在差異。這里面，PRI統計口徑最為寬泛，其中包括了綠色金融、ESG投資等資產；而IFC統計數據中，包含了較大規模的開發金融類機構管理的影響力投資。不管怎樣，可以現有數據可以清楚的顯示出影響力投資規模呈現較快增長態勢，并且已經達到了1萬億美元左右的量級。
（二）全球影響力投資參與機構分析
全球影響力投資參與機構可以區分為資金供給機構以及影響力投資機構，前者主要是為影響力投資提供資金支持，而后者則是具體執行影響力投資。
資金供給機構方面，不論是個人投資者還是機構投資者，都越來越關注社會可持續發展，也積極參與社會變革，對于影響力投資熱情逐步升高。根據GIIN2020年調研數據，養老金、零售投資者和各類金融機構資金來源占比排名前三位，均超過了10%，其次為開發金融機構、保險機構，均為8%，其他資金來源占比相對較低。整體來看，當前影響力投資資金來源中以機構資金為核心，占比接近80%。從過去5年資金來源變化情況看，高凈值客戶、慈善基金會、家族辦公室以及零售投資者資金增長最為顯著，這意味著更多個人開始參與到影響力投資者中，未來機構資金和個人資金來源結構會更加均衡。
圖1：全球影響力投資資金來源構成圖
數據來源：GIIN
影響力投資機構方面，由于投資者的需求，各機構都開始逐步參與到影響力投資者中，尤其是黑石、KKR等全球知名機構均已設計相關產品，更是具有很強的示范效應。GIIN統計數據顯示，當前全球有1700余家機構從事影響力投資，其中70%為資產管理機構，17%為基金會，合計占比達到87%，成為影響力投資管理的核心力量。從機構成立時間看，2006年以來是影響力成立活躍期，每年均超過10家以上，部分2014年至2016年均超過了20家以上，這個時期影響力投資已經從分散到理論上逐漸被主流機構認可，這為影響力投資市場快速發展注入了更多動力。
圖2：影響力投資機構類別構成圖
數據來源：GIIN
（三）全球影響力投資分布分析
影響力投資主要關注全球可持續發展，尤其是聯合國可持續發展2030年目標，這成為影響力機構聚焦的核心領域。
從全球區域分布來看，GIIN調研數據顯示，55%的影響力投資資金投向發達國家，主要是美國、加拿大；40%的資金投向發展中國家，主要是拉美地區、南非等區域，剩余5%資金進行全球化布局。影響力投資的資金分布與影響力資金來源地有很大關系，本地資金主要致力于本地可持續發展，進而擴展到鄰近區域，這也說明了影響力投資市場發展的不均衡性。
從行業領域分布看，根據IFC調研數據，影響力投資資金主要布局于能源、金融服務、森林、食品和農業、住房、健康等行業領域，其中金融服務、創新技術、農業、就業是各類機構都較為廣泛關注的領域。不過不同區域的影響力機構對于參與行業的重點領域有所不同，發達國家影響力投資項目主要分布于綠色發展、教育、健康等領域，而發展中國家投資者則更為關注就業、新能源、金融服務和農業等領域，這體現了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的領域所需要的社會變革需求有一定差異，諸如發達國家金融服務先對較為發達，而發展中國家金融體系建設落后，更多農村和貧困人口無法獲取金融服務，需要通過影響力投資來改變這一落后狀況。 從資產配置分布看，影響力投資也帶動了金融工具的創新，諸如社會影響力債券等，豐富了投資機構參與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渠道。根據GIIN調研，私募股權投資和私募信貸是最為常見的影響力投資資產，70%和58%的被調研對象表示配置了上述資產。不過，聚焦于發達國家地區的機構更愿意配置股票以及實物資產，在資產配置方面呈現了區域化的差異。
全球影響力投資面臨的挑戰
（一）持續做大的基礎仍不牢固
影響力投資繼續做大，吸引更多社會資金，但是現實基礎仍不牢固。一是需要證明影響力投資能夠獲得預期的投資收益。很多投資者并不想直接做慈善，他們參與影響力投資仍希望獲得平均市場收益率。傳統研究結論認為，投資收益與社會福利改善并不是統一的，二者需要做出平衡，在促進社會福利改善的過程中，可能需要做出更大的財務收益犧牲，這會影響到很多投資者參與熱情，進而無法繼續做大影響力投資市場規模。因此，影響力投資機構需要進一步證明，影響力投資也能夠提供一定可觀的投資業績。二是現有影響力投資產品并不豐富。市場上的相關投資產品并不豐富，并不能滿足不同風險-收益偏好投資的需求，而且特別缺少針對個人投資者的產品，阻礙了部分投資者進入該領域。三是投資工具仍有待創新。影響力投資所使用的工具仍未傳統的股權投資、債權投資等，缺乏結構化工具等針對公益目的和商業目的相結合的創新工具。
（二）社會影響力評估和管理體系仍不完善
影響力投資的獨特之處在于其能夠實現可衡量的社會影響，然而這種實現并不容易。由于發展時間比較短，實際上當下影響力投資者機構的社會影響力評估和管理方法和工具仍很不成熟。一方面，社會影響力評估理論和實踐基礎較為薄弱，雖然GIIN和IFC也提出了一些可行的方法，但是尚未在行業內得到大范圍推廣，而且也需要得到實踐檢驗。因此，如果不能有效評估和管理社會影響力，那么就無法向投資者證明影響力投資所能夠對社會和環境做出的真實貢獻，從而無法說服投資者參與其中。另一方面，影響力評估還不具有橫向可比性，也就是同類項目缺乏比較數據基礎，從而無法促進有效的市場競爭，也無法進行不同產品的比較，將會降低市場運行效率。
（三）影響力投資生態建設仍不健全
全球各地區的影響力投資發展較為明顯，但區域差距也較突出，這與當地影響力投資的生態環境有很大關系。實證研究表明，影響力投資的良好發展與多種生態因素有關，諸如有眾多的社會企業、較多秉持共同社會價值觀的機構等。當前來看，全球影響力投資的生態系統還不完善，其一，很多地區仍缺乏社會性企業的發展，這類企業是促進社會變革的重要微觀基礎，也是影響力投資的重要標的。如果影響力企業發展滯后，很難實現影響力投資的發展。其二，影響力投資的中介服務機構不夠豐富，尤其是缺乏提供市場研究、咨詢服務的機構，這類機構是提升影響力投資市場運行效率的重要參與者，它們的缺失會導致市場信息不對稱程度更高，市場交易成本更大。其三，影響力投資的人才基礎仍較薄弱，專業人才不足。
（四）監管政策仍需更為友好
影響力投資有別于一般的投資行為，因此，需要更有針對性的監管政策給予支持和扶持。近年來，美國、英國、加拿大、日本等國家的監管部門已經開始逐步完善相關監管政策，鼓勵發展影響力投資，個別國家開始給予一定稅收優惠，降低成本壓力。不過整體來看，監管政策依然并不友好，受托責任等方面的監管要求并不符合影響力投資發展現狀。此外，監管部門針對影響力投資的投資流程、影響力評價、信息披露等方面缺乏詳細的指導，導致整個行業相關運作并不十分規范，甚至存在較大的差異，并不利于形成統一、成熟的全球市場。
相關建議
金融資本需要成為改變世界的重要驅動力，為推動可持續發展做出更大貢獻。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我們需要做出實際行動，為影響力投資加快發展創造更加良好的內外部環境。
（一）擴大影響力投資規模
影響力投資還處于快速成長階段，仍需要吸引更多資金和機構參與其中，進一步推動資產管理規模加快成長。需要進一步強化影響力投資的經驗總結，尤其是在平衡財務投資和社會變革的作用，讓更多的認識到影響力投資能夠帶來預期的投資回報，堅定投資者的信心。在此基礎上，加強影響力投資的收益、風險和影響分析，深入洞察機構投資者偏好，進一步豐富機構投資者可選資產；加大面向個人投資者的產品創設，推動個人資金更多參與影響力投資；加強相關金融工具創新，推動社會影響力債券、結構化投資工具的應用，拓寬金融資本支持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渠道；引進發達國家經驗，幫助發展中國家進一步做大影響力投資市場規模，實現全球區域的均衡發展。
（二）健全影響力投資的評估方法和衡量工具
解決好影響力投資的評估方法和衡量工具問題，事關其未來發展。有必要建立全球統一的數據平臺，加強行業數據搜集和交流，利用大數據分析等金融科技工具，構建更加科學合理的評估工具和體系；推進更為統一的影響力投資流程管控體系，特別是影響力評級、貨幣化衡量等工具的應用，深入探究投資與社會和環境影響相互作用的機制原理，構建令人更為信服的管理架構；加強影響力投資的信息披露，提高運行透明性和公開性；搭建平臺，促進同業交流，匯聚同業最佳實踐經驗，促進成熟經驗的更廣泛復制和應用。
（三）完善影響力投資生態體系建設
影響力投資的良好發展離不開其所在生態體系的良性互動。一是，現有金融理論體系已無法適應影響力投資的發展，需要在現有理論基礎上，加強金融理論創新和突破，推進一步推動影響力投資理念的廣泛傳播，有機融入社會主流價值觀念體系，讓其更加深入人心。二是，有必要積極鼓勵發展各類社會型企業或者非盈利組織，它們是推動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關鍵，也是影響力投資的主要對象，通過發展社會性企業以及非營利組織有利于拓寬影響力投資的可選擇范圍。三是，影響力投資需要有社會發展、金融投資等方面的專業人才，需要進一步培養專業人才，在高校開設相關專業，鼓勵更多專業人才參與影響力投資，奠定更加堅實的人才基礎。最后，促進發展影響力投資專業研究機構、咨詢機構等中介服務機構，實現整個價值鏈的專業分工，促進市場運行效率的提升。
（四）健全影響力投資監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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