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洋

來源：資產界

2025年9月，一則關于消費金融資產轉讓的消息在業內引發了不小震動。中銀消費金融、建信消費金融等頭部機構，幾乎在同一時段密集掛牌出售旗下不良貸款資產，轉讓規模累計接近300億元。更令人側目的，是其中部分項目的處置折價水平：從0.81折到最低的0.17折不等，甚至有批次資產打包價還不到本金的兩成。

這樣的數字，既折射出消金行業的壓力，也揭開了不良資產市場化處置的尷尬現實。過去幾年，消費貸業務在“擴大內需、服務普惠”的政策導向下高速發展，幾乎所有銀行系、產業系消金公司都曾以兩位數的年復合增長率擴張規模。但隨著居民負債率攀升、宏觀經濟承壓，再加上共債問題和監管趨嚴，消金公司積累的不良貸款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

在正常邏輯下，不良資產處置應當通過專業資產管理公司（AMC）等機構來接盤，再通過催收、訴訟或資產重組等方式逐步化解。然而眼下，AMC面對消金類債權時同樣心存疑慮。一方面，這些債權缺乏抵押物，完全是信用類貸款，回收率遠不及房貸、車貸等有擔保資產；另一方面，監管對催收手段的限制日益嚴格，電催失聯率居高不下，司法訴訟又周期長、成本高，讓處置方望而卻步。

因此，即便是中銀、建信這樣有國有大行背書的機構，面對手中堆積如山的不良，也不得不以“白菜價”打包甩賣，以期快速出清、減少財務報表壓力。這背后折射的是一個更深層的矛盾：消金公司的表內風險需要迅速轉移，但市場化接盤方的風險偏好和回收能力卻難以匹配，導致不良資產在交易環節出現“價格塌陷”。

對于行業觀察者而言，這樣的甩賣并非單純的市場行為，而更像是一種無奈的“騰挪”：通過犧牲定價，來換取流動性和資本空間。只是，這種模式如果長期持續，既可能讓消金機構陷入“低價甩賣—規模擴張—再次暴雷”的循環，也會讓不良資產市場失去合理定價的錨點，形成惡性博弈。

如果說9月那批“0.17折”的甩賣只是個新聞爆點，那么支撐其背后的現實，則是整個消費金融行業資產質量的持續惡化。過去三年，居民杠桿水平不斷走高，疊加經濟復蘇節奏放緩和就業壓力加大，消費貸的逾期和壞賬曲線幾乎呈現出單邊上行態勢。根據業內披露的數據，部分區域性消金公司不良率已突破7%，遠超行業警戒線；即便是工行、建行背景的頭部機構，其消費貸不良率也從2022年的不足1.5%攀升至2025年上半年的2.5%以上。

這種上升趨勢不僅僅是財務報表上的一個數字，它帶來的直接后果是資產端的收縮與風控壓力的劇烈加大。對于消金公司來說，傳統的貸后管理手段已經顯得力不從心。電催、信函提醒、上門溝通這些手段，在監管約束和合規成本疊加下，效果逐年下降。尤其是在監管部門對“暴力催收”零容忍的大背景下，行業的催收模式正在急速轉型，導致催收效率大幅走低。業內人士坦言，現在電催的失聯率超過85%，訴前保全、司法追索的周期往往拉長至兩年以上，加之法律費用、執行難度不斷上升，最終回收率甚至不足10%。

這樣一來，消金公司的資金池就出現了惡性循環。貸款業務依賴的資金來源大多是銀行同業拆借或母行輸血，一旦不良率攀升，融資成本就會上浮，資本金消耗加劇。而繼續擴大規模則意味著承擔更大的壞賬風險，不擴張又意味著市場份額被蠶食，經營陷入兩難。

在這種背景下，市場化處置幾乎成為行業唯一可行的出口。通過批量打包，將不良貸款轉讓給資產管理公司、地方AMC、第三方不良處置平臺，換取現金流和資本緩釋，成為消金公司最常見的做法。但問題在于，這類資產普遍缺乏抵押物，屬于“純信用債權”，接盤方能否真正實現盈利，完全取決于其催收手段的合規性與技術手段的精細化水平。也正因此，交易價格才會一降再降，出現了低至0.17折的情況。

換句話說，當行業不良率持續上升、資產質量逐漸滑坡，傳統催收模式已無法有效支撐回款時，消金公司就只能通過不斷甩賣資產來緩解資金鏈壓力。這是一種典型的“被動市場化”：表面上是資產交易活躍，實則背后是風險轉移和責任切割的艱難博弈。

消金公司假如大規模甩賣不良資產是“出血止損”，那么買方市場的審慎與挑剔，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這場交易的“底價”。在過去的兩年里，AMC（資產管理公司）、地方AMC及部分民營不良資產投資機構逐漸成為消金不良的主要接盤方。但他們在入場時幾乎無一例外采取“寧缺毋濫”的策略：一邊強調批量收購的規模效應，一邊用極其保守的現金流測算方法，對資產回收率設定了極低的預期。

這種審慎并非沒有道理。消金資產與傳統銀行信貸不同，它的平均單筆金額小、客群下沉、違約概率高，且回收周期普遍短于銀行貸款，意味著“催不回來就是徹底沉沒”。對AMC來說，進入消金不良意味著要額外搭建小額分散的催收團隊，投入成本遠高于收購企業不良貸款的傳統模式。因此，他們在評估資產時普遍采取打折再打折的做法。比如，中銀消費金融在今年9月掛出的部分項目，資產包面值超過10億元，但最終成交折價只有0.2左右，甚至出現0.17折的極端情況。

另一方面，市場競爭格局也在“反向擠壓”價格。買方數量有限，而賣方則是越來越多的消金公司同時拋盤，這意味著AMC等機構占據著絕對的議價優勢。他們往往在談判桌上要求更高的違約信息透明度、用戶畫像、催收進展細節，若對其中任何一項存疑，就立刻壓價甚至放棄收購。這種博弈結果，就是“地板價”不斷刷新，而消金公司只能在財務壓力與資本約束的雙重夾擊下被迫接受。

一個行業觀察人士透露，現在的消金不良處置市場，已經形成了一種“買方定規矩”的格局：AMC甚至會直接在合同中設置分層回購機制，把潛在損失部分反推給賣方。這種條款幾乎讓消金公司沒有任何議價空間。對于消金機構來說，本希望通過市場化轉讓減輕資產負擔，但在實際操作中，低價甩賣不僅無法彌補損失，反而加劇了資本金的消耗和資產負面效應。

這種“買方壓價—賣方甩賣”的循環，正在讓消金不良市場逐步陷入惡性循環：價格越低，賣方虧損越大；虧損越大，賣方越急于出清；賣方越急，買方壓價就越狠。久而久之，整個市場不僅喪失了合理的價格發現功能，也使得不良資產處置的本意——優化資產質量、恢復流動性——逐漸演變成了“割肉求生”。

要真正走出困境，就必須正視這種買方市場的壓制效應。否則，“地板價”只會不斷出現，而消金行業的資產質量修復，可能永遠停留在賬面上。

消金行業眼下的“不良甩賣潮”背后，真正的深層問題其實并不在于折價多少，而在于風控體系的“先天不足”。從2015年到2020年的粗放式擴張期，許多消費金融公司都曾以“跑馬圈地”為首要目標，憑借電商、場景、互聯網流量入口，以“快、廣、多”為競爭策略。貸前審核更多依賴大數據征信模型和外部評分卡，簡單匹配客戶畫像，而對借款人的持續收入穩定性、負債鏈條復雜性、消費行為習慣等核心變量關注不足。

在經濟上行期或政策寬松期，這種模式尚能勉強維持，因為違約率低，風險暴露慢。但隨著疫情后居民收入分化、宏觀環境趨緊，加之2023年以來央行和銀保監會對征信、催收等監管趨嚴，大數據風控的缺陷逐步顯現——模型滯后性強、變量失真、過度依賴單一維度信用評估，導致風險累積在存量資產里。到了2024年底，不少消金公司才發現，原本自信能“甩包袱”的資產包越來越龐大，甚至超出資本承受能力。

另一方面，貸后管理的短板更為致命。很多機構將貸后視為“外包環節”，主要依賴第三方催收公司，缺乏動態監測與早期預警。比如，借款人是否出現失業、工資延遲發放、信用卡透支率飆升等信號，本應在貸后系統里迅速反映，但在不少公司內部，卻要么沒有被捕捉，要么信息流轉滯后，等到違約正式發生時，資產已經徹底滑向不良。

這種過度依賴轉讓的思路，看似能“斷尾求生”，實則掩蓋了風控能力不足的本質。長期留存的不良資產不僅占用大量資金，還會直接侵蝕資本充足率。根據部分上市消金公司的年報數據，每增加1個百分點的不良率，就可能吞噬掉凈資產回報率（ROE）的0.3至0.5個百分點。當資本逐步被侵蝕，機構又被迫以更低的價格甩賣不良，形成“壞賬越多、資本越薄、處置越急”的死循環。

更值得警惕的是，風控短板導致的風險并不僅僅停留在財務報表上。對于一些背靠大型銀行的消金子公司，一旦資本被過度侵蝕，母行勢必要補充資本金，而這將放大系統性風險的傳導。尤其是在市場利率走低、資產端收益受限的背景下，過度依賴“甩包袱”只會讓整個行業陷入“表面輕裝、實則空心”的尷尬境地。

可以說，風控的漏洞，才是真正決定消金公司生死的隱形殺手。如果機構不能從源頭上補齊貸前與貸后的監測與管理，轉讓再多的不良資產，也只能算是短期輸血，無法從根本上阻止資本被持續侵蝕。

近期消金公司以“0.17折甩賣”不良資產，表面看似市場行為，但深究其成因，既有內部風控短板，也有外部市場結構因素共同作用。首先，內部風控不完善，使得大量存量不良資產積壓，迫使機構在二級市場上采取低價快速處置以回籠資金；其次，買方市場抬價謹慎，AMC及資管機構對資產質量審慎評估，普遍低估風險偏好，使得成交價格長期徘徊在“地板價”，形成典型的供需錯配。

這種低價轉讓行為對行業既有正向激勵，也帶來潛在負面影響。短期來看，它幫助消金公司降低了不良占比、改善流動性，使資本快速釋放，緩解資金鏈壓力。但長期而言，頻繁低價甩賣會形成價格錨定效應，打壓行業資產包市場的整體估值，降低投資者信心，也可能讓行業風控意識產生懈怠——“甩賣不良，留給市場消化”成為慣性操作，忽略了貸前和貸后管理改進的重要性。

要打破這一困局，科技與政策雙輪驅動成為關鍵。大數據與智能風控系統，可在貸前建立多維度風險畫像，結合信用行為數據、收入流水、消費模式及社交鏈分析，精確評估借款人真實償付能力；貸后監控系統通過實時動態分析，可及時識別風險信號，提前介入催收或再結構化方案，從源頭上減少資產轉讓壓力。這不僅提高了資產質量，還為市場化處置創造了更好的底層支撐。

政策層面，監管部門可擴大試點范圍，為消金公司提供標準化、不良資產處置的政策指導和激勵措施。例如，允許資產證券化試點更廣泛地覆蓋中小消金公司，給予稅收優惠或資本充足率靈活調整，以鼓勵機構采取分批、結構化的處置方式，而非單純低價甩賣。通過標準化處置和政策引導，市場價格錨定效應可以逐步改善，同時提高資產回收率與流動性。

此外，多渠道協同也是優化處置效率的重要策略。一方面，消金公司可以與AMC、資管及互聯網不良資產平臺建立聯合處置機制，實現信息共享與資產池化管理；另一方面，可引入區塊鏈、智能合約等技術，實現資產轉讓全過程可追蹤、合規透明，降低交易成本與法律風險。通過科技賦能與政策扶持結合，不良資產的處置不再是單純的“甩賣”，而是形成一個閉環化、可控化、效率化的市場化流程。

綜上所述，低價轉讓的成因源于風控短板、市場結構與資本壓力的疊加效應，而破局的核心在于從源頭改進風控能力、借助科技提升監測與處置效率，并輔以政策引導和多渠道協同。只有這樣，消金公司才能在保障流動性與資本安全的同時，逐步實現不良資產市場化處置的理性化、可持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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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 消金公司“0.17折甩賣”背后：不良資產市場化處置的困局與破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