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具體案情：

興鐵一號、興鐵二號與親華科技、鄧親華、鄧翔、許婷婷合伙企業財產份額轉讓糾紛案，江西高院于2018年12月10日作出（2018）贛民初113號民事判決判：親華科技于該判決生效后十日內向興鐵一號、興鐵二號支付份額轉讓款5421.047萬元及違約金107.9832萬元、律師費21萬元等，鄧親華、鄧翔、許婷婷對上述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親華科技不服提出上訴，2019年5月15日，最高院作出（2019）最高法民終474號民事裁定，裁定該案按親華科技自動撤回上訴處理。一審判決自該裁定送達之日起發生法律效力。

同年8月7日，江西高院作出（2019）贛執47號之四協助執行通知書，要求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協助：1.凍結被執行人鄧某名下保險產品的現金價值、紅利及利息等財產性權益；2.凍結被執行人許某某名下保險產品的現金價值、紅利及利息等財產性權益，并將上述兩項財產性權益用現金轉賬形式扣劃至該院。    

鄧翔向江西高院提出執行異議，認為：江西高院凍結和扣劃的保險合同號為00112970153008088保險產品現金價值的行為,實質是通過執行程序解除投保人鄧翔保險產品的保險合同，于法無據。該被扣劃的保險產品為疾病、殘疾保障類保險，主要是對被保險人鄧翔的疾病、殘疾提供保障，關系到鄧翔的生命價值，損害了被保險人、受益人或被保險人同意的其他人行使保險合同介入權、承受保單的合法權益，不適宜強制執行。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請復議。

2.江西高院認為：該案的爭議焦點是案涉保險合同的現金價值、紅利及利息等財產性權益能否強制執行。依照《查封、扣押、凍結財產的規定》第二條第一款、《拍賣、變賣財產的規定》第一條的規定，案涉保險合同約定了保險事故發生及支付保險金之前投保人申請解除合同時，該保險公司應當向投保人退還該保險合同所屬保單的現金價值，因此，保險金給付之前，本案投保人許某某對該保險合同的現金價值享有請求權且在數額上具有確定性，該現金價值及利息等財產性權益構成被執行人許某某的責任財產，且依照《保險法解釋（三）》第十六條第一款的規定，不涉及被保險人鄧某的合法權益，但并不屬于《查封、扣押、凍結財產的規定》第五條規定的不得查封、扣押、凍結的財產范圍，可以予以凍結和扣劃。因此，本案在被執行人不能清償債務，又不自行解除保險合同提取保單的現金價值等財產性權益以償還債務的情況下，該院對該保單的現金價值及利息等財產性權益予以凍結并強制扣劃，該執行行為具有替代被執行人許某某、鄧某對其所享有的財產權益進行強制處置以償還其所欠債務的行為法律性質，符合法律規定。故裁定駁回鄧某的異議請求。

3.最高院認為：

（1）關于能否強制執行本案人身保險產品的現金價值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一條規定，被執行人未按執行通知履行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應當報告當前以及收到執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財產情況。《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執行程序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十二條規定，被執行人財產報告義務的對象包括“債權、股權、投資權益、基金、知識產權等財產性權利”。《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民事執行中查封、扣押、凍結財產的規定》第二條第一款規定，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凍結登記在被執行人名下的不動產、特定動產及其他財產權。商業保險產品屬于前述法律規定的其他財產權利的范圍。意外傷害、殘疾保障類人身保險產品雖然具有一定的人身保障功能，但其根本目的和功能是經濟補償，其本質上屬于一項財產性權益，具有一定的儲蓄性和有價性，除《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四條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民事執行中查封、扣押、凍結財產的規定》第五條規定的被執行人及其所扶養家屬的生活必需品等豁免財產外，人民法院有權對該項財產利益進行強制執行。人身保險的保單現金價值系投保人交納的，為了支付后年度風險之用的費用，與保險事項發生后，保險公司應當支付的保險金不同，并不具有人身依附性的專屬性，也不是被執行人及其所扶養家屬所必需的生活物品和生活費用。根據許婷婷與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簽訂的國壽樂行寶兩全保險和國壽附加樂行寶意外傷害住院定額給付醫療險保險合同的內容，以及《保險法》第十五條的規定，在保險金給付之前，投保人許婷婷對該保險現金價值享有確定的物權所有權。江西高院對該保單的現金價值及利息等財產性權益予以凍結并強制扣劃并無不當。

（2）對人身保險產品的現金價值應如何執行的問題

江西高院（2019）贛執47號之四協助執行通知書，要求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協助的內容是：凍結被執行人許婷婷及鄧翔名下的保險產品的現金價值、紅利及利息等財產性權益，并將上述兩項財產性權益用現金轉賬形式扣劃至該院。首先，人民法院可以強制解除保險合同。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限制被執行人高消費及有關消費的若干規定》第三條第（八）項關于被執行人為自然人的，不得支付高額保費購買保險理財產品的規定精神，如被執行人拒不執行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在其可以單方面行使保險合同解除權而未行使，致使債權人的債權得不到清償，人民法院在此情形下可以強制被執行人予以行使，代替投保人行使解除強制所購的保險合同。其次，由于江西高院執行裁定未明確強制要求保險公司解除保險合同，可以實現保單現金價值，投保人也可以繼續與保險公司協商，由符合條件的第三人行使介入權。至于鄧翔提出保單的現金價值相對于本案債權等實現價值較低，難以切實有效保障債權人債權的理由。經查，許婷婷及鄧翔作為案件被執行人以投保人身份為雙方購買了多份保險產品，保單現金價值的總額數萬元，不屬于現金價值較低的情形，且債權人強烈主張予以執行，僅以此理由不足以阻卻執行，鄧翔該復議理由不能成立。

（2016）浙02民終00040號

1.案情簡介：

柳守權借款10萬元給柳桂珍，經多次催討未歸還，一審法院2014年5月21日作出民事判決：被告柳桂珍于判決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內歸還柳守權借款本金10萬元。該判決生效后，柳桂珍一直未償還。2014年7月23日柳守權向法院申請執行。2014年11月19日原審法院向陽光保險公司發出民事裁定書和執行通知書，要求扣劃柳桂珍名下陽光保險的人身保險單現金價值4萬多元至法院執行款專戶內。陽光保險提出異議，被原審法院駁回。陽光保險不服，提起上訴。

2.法院判決：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法院認為柳桂珍投保的分紅型保險屬于具有儲蓄性質的人壽保險，保單生效后具有現金價值。當柳桂珍作為被執行人時，該財產權屬于責任財產。當被執行人沒有其他財產可以償債時，又拒絕簽署退保申請書，人民法院可以對其投保的具有現金價值的保單采取強制執行措施。

除了上述兩個典型的案例，筆者也查詢到幾個各個法院法官的實踐操作情況，從各位法官的文章中主要看到了兩個核心的問題，對這兩個核心問題筆者做以下的分析。

（一）保單現金價值可以強制執行

根據前文對保單現金價值是否強制執行的論述，目前實踐操作中是可以對其進行強制執行的，雖然目前我國現行法律法規中沒有明確的規定，但是浙江、江蘇、北京、廣東高院都出具了對應的解釋，各地法官往往在做出判決和裁定時參照已經出具的地方性法規或者參考已經做出的判決、裁定。尤其是本文中的第一個最高院的案例，也代表了當下司法界的態度。筆者認為，隨著社會時代的迅速發展，我們對于強制執行的目標也要不斷的放大，除了傳統意義上的動產不動產及其他有價證券，其他具有財產性質的產品也應當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對于本文論述的“保單現金價值”，筆者認為其本質是一種投資理財產品，人生保險的保單現金價值中包含了支付后續年度風險的費用，并不是單純的保險事項發生后支付的保險金，這種提前預支風險提前交納費用是一種理財行為或者是儲蓄行為。而且根據《保險法》的相關規定，在保險金給付之前，投保人對于該保險現金價值享有確定的物的所有權。

綜上，被執行人的保單現金價值一為其所有的物權，二不是法律法規及司法解釋規定的不得查封扣押凍結的財產。在法院進行執行程序時，對被執行人保單的現金價值及利息等財產性權益進行凍結并強制扣劃并無不當。不僅如此，還應當提醒各位執行法官及律師，在處理執行案件的過程中，除了對被執行人基本財產的查控和掌握，也應當對其保險類產品進行關注，或許這是執行難中財產查控的一個新思路和突破口。

（二）法院有權利單方面解除該保險合同以實現保單現金價值的固定。

根據《保險法》以及當事人和保險公司簽訂的保險合同所約定，實現保單現金價值的一個前提就是要中途退保。保單的現金價值又稱之為“解約退還金”，是指壽險契約在發生解約或退保時可以返還的金額，因此發生解約是產生保單現金價值的前提，那么人民法院是否有權突破合同的相對性而直接宣告該“保險合同”的解除呢？從司法判例的角度看最高院認為人民法院可以強制解除保險合同。

筆者觀點與最高院觀點一致。強制解除合同與約定解除合同不同，強制解除合同的法理在于該合同的成立及生效明顯的違反了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或者嚴重損害了國家及群眾的利益，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限制被執行人高消費及有關消費的若干規定》第三條第（八）項關于被執行人為自然人的，不得支付高額保費購買保險理財產品的規定，雖然這里限制的是被執行的購買行為，但是根據其法理分析，對于當事人成為被執行人之前的購買財產產品也應當有效，其規范的不是被執行人的購買行為，而是其對保險理財產品的財產性權益的所有權。一方面被執行人應當配合法院積極的進行保險合同的解約以實現債務清償，另一方面，如果被執行人怠于解除保險合同清償債務，那么人民法院應當依職權解除保險合同，保險公司也應當予以協助。

以上就是筆者對于“保單現金價值”強制執行案例的分析以及筆者對核心問題的觀點，再次提醒，對于執行案件的處理要及時關注生活的變化，對于保單現金價值的關注也應當引起注意，希望能夠對“執行難”中的一角提出新的解決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