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齊精智律師

根據《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之規定，一致行動是指投資者通過協議、其他安排，與其他投資者共同擴大其所能夠支配的一個上市公司股份表決權數量的行為或者事實。在實踐中，簽署《一致行動協議》已成為擬上市企業或已上市企業股東為增強控制權的慣常操作，而在非上市企業股權相對分散情況下，實際控制人也會通過與其他股東簽署《一致行動協議》的方式確定其對公司的控制權。齊精智律師提示股東簽訂了一致行動人協議，并且給權利人出具了委托投票的授權委托書后，該股東違反約定的，實務中，大多數觀點傾向于認為一致行動協議實際上無法訴請繼續履行，委托人可以任意解除委托，但可以要求違約方支付違約金或賠償金。

本文不追淺陋，分析如下：

一、委托合同中對任意解除權進行限制的約定條款，無效。

1、關于限制任意解除權的約定并不能真正阻卻任意解除權的行使，此類約定亦不適于強制履行，對于一方當事人主張任意解除權的，應當認定行使任意解除權的行為有效，而不能否定行使效果。

實踐中，為了防止委托人行使任意解除權帶來的不確定風險，雙方在簽訂合同時可能會對任意解除權予以限制，如約定“不得中途單方面解除合同”。那么，如何認定這種約定的效力呢？該約定能否排除任意解除權行使的效力呢？司法審判中，對此有不同認識。有觀點認為，該約定無效。有的觀點認為，該約定不能排除任意解除權的行使，但可以據此追究解約方的違約責任。如陳某與李某委托合同糾紛一案【參見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2017 ）京01 民終4548 號裁判文書。】，法院認為委托合同的“任意解除權”系法定權利，但對任意解除權的限制條款并不產生喪失單方解除權的法律后果。雖然“不可撤銷”為雙方當事人對不得解除委托合同的特別約定，但基于委托合同的人身屬性，“不得單方撤銷”委托的約定亦不適于強制履行，違反該特別約定的一方只需要承擔相應的違約責任。也有觀點認為，當事人約定有效，一方違反約定行使任意解除權的行為無效，不發生任意解除之效果。如在和信致遠公司與金利公司委托合同糾紛一案【最高人民法院（ 2015 ）民一終字第226 號民事判決書。】中，法院認為，金利公司、和信致遠公司在合同中預先對合同任意解除權進行了限制，即均不得中途單方面解除合同。該約定內容為合同的組成部分，未違反法律的相關規定，該條款有效，對雙方當事人具有法律約束力，在無法定解除事由的情況下，金利公司向和信致遠公司發出的《解除合同通知書》無效。關于對任意解除權進行限制的約定條款的效力判定，應當注意兩方面因素：首先，從立法本意看，任意解除權是法律賦予委托合同雙方當事人的權利，是隨時可以行使的。即使有約定，當事人亦可隨時行使，約定并不能阻卻任意解除權的行使。其次，從社會實踐看，在有償合同中特別是商事合同中，約定限制任意解除權的現象比較常見，存在市場需求，如果一律認定元效，可能不利于保護被解除方的合法權益。筆者認為，這個問題比較復雜，需要進一步研究探索。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關于限制任意解除權的約定并不能真正阻卻任意解除權的行使，此類約定亦不適于強制履行，對于一方當事人主張任意解除權的，應當認定行使任意解除權的行為有效，而不能否定行使效果。對于解除方違反約定行使任意解除權的行為，可作為當事人違約的一種情形，追究解除方的違約責任。對于這個問題，有待通過司法解釋或者指導性案例等形式予以進一步明確。需要說明的是，由于本條已經明確規定了：“有償委托合同的解除方應當賠償對方的直接損失和合同履行后可以獲得的利益”，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會弱化對此問題的討論。因為在當事人雙方約定限制任意解除權的情況下，不論該約定是否有效，解除方因任意解除行為給另一方當事人造成損失的，另一方當事人不僅可以要求解除方賠償直接損失，還能主張可得利益損失，基本上能夠實現對解約方任意解除的制約。

2、股東將其權利“不可撤銷”的委托第三人行使后，仍然可以行使解除委托合同的權利。

裁判要旨：本院認為，《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條規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隨時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給對方造成損失的，除不可歸責于該當事人的事由以外，應當賠償損失”。該條款賦予了委托人和受托人單方解除委托合同的法定權利。本案中，李某和陳某在《股權轉讓協議書》第8條第5款約定，李某將股東權及經營、管理權全部授權交給陳某，且“不得單方撤銷”。就“不得單方撤銷”的約定能否限制當事人行使法定的解除委托合同的權利，本院認為，“不可撤銷”確為雙方當事人對不得解除委托所做的特別約定，但在委托合同關系中，并不因當事人預先對權利行使作出限制而隨即產生喪失單方解除權的法律后果。

一方面，委托合同關系主要基于人身信賴關系訂立，受托人是否忠實、有能力完成委托事務，對委托人利益關系極大。而委托合同雙方在訂立合同時難以對此后雙方的信任關系作出預判，在委托方與受托方信任基礎動搖或喪失信任的情形下，雙方所做的不可解除委托的約定顯然有悖于委托合同的基本性質。

另一方面，李某作為授權陳某行使該部分股份相關股東權利的股份持有人，享有該部分股份所對應的股東權利系法律賦予的權利，其可以隨時撤銷委托。李某違反“不得單方撤銷”委托的約定，應當承擔的是相應違約責任，而基于委托合同嚴格的人身屬性，“不得單方撤銷”委托的約定亦不適于強制履行。

案件來源：《陳某與李某委托合同糾紛案》【（2017）京01民終4548號】

     二、實務中，大多數觀點傾向于認為一致行動協議實際上無法訴請繼續履行，但可以要求違約方支付違約金或賠償金。

    1、目前司法實踐傾向于認為，《一致行動協議》以合同當事人之間的互相信任為基礎，在一方主張解除合同的情況下，已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礎、并已無法實現合同目的，故不適用繼續履行，但守約一方可要求違約一方承擔違約責任。《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條對于“非金錢債務履行不能”的最新規定，我們認為，要求《一致行動協議》的違約方繼續履行，屬于“債務的標的不適于強制履行”。

在（2018）浙0106民初3961號穆某某、宋某等與馮某某合同糾紛一案中，穆某某、宋某與馮某某于2015年簽訂了《一致行動協議》，約定三方作為艾博管理的自然人股東且通過艾博管理間接持有艾博健康公司股權，并承諾在作為公司股東行使提案權或表決權時均采取相同意思表示。在2018年艾博健康審議《關于申請公司股票在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終止掛牌的議案》時，馮某某投票同意該議案，穆某某、宋某不同意該議案，而最終議案獲得通過。后馮某某發函要求解除《一致行動協議》，穆某某、宋某訴至法院，要求馮某某繼續履行協議。

法院認為，各方簽署的《一致行動協議》，是各方真實意思表示，在當事人之間具有一定的約束力，在協商一致的情況下，應當采取一致行動。《一致行動協議》是建立在各方相互信任的基礎之上，但作為協議中的“一致行動人”，對一致行動，應建立在全體協議簽署人協商一致的意見的基礎上，在協商達不成一致意見，應當允許協議簽署人表達個人意愿，而非強迫。“一致行動人”不能一致行動，協議就失去應有的價值。既然是協議，應當允許“協議”當事人有退出的權利，如果退出的一方因其退出給另一方造成損失，可按協議約定賠償對方損失。綜上，穆某某、宋某的訴請在法律上或者事實上不能履行，也不適用強制履行，因此不予支持。

2、《一致行動協議》僅由數名股東簽署的情況下（事實上很多非上市公司的實際控制人與部分股東簽署《一致行動協議》時確實也按照如此操作），根據合同相對性原則，公司不受該等協議的約束，亦無義務根據該等協議約定歸票，法院也不會直接認定該等歸票權。而且事實上，一致行動的目的通常是在股東（大）會上投票表決時按照一致的意見進行投票，投票表決后即刻統計并形成決議，在決議有效的情況下存在客觀上違約但事實上無法強制履行的可能，法院亦傾向于認為由違約方承擔違反《一致行動協議》的違約責任。

在郭某寬與重慶凱歌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決議撤銷糾紛一案中，郭某某與第三人郭某莎、古某菊、古某國于2015年簽訂了《一致行動協議》，約定各方就有關公司經營發展的重大事項向股東大會、董事會提出議案或行使表決權時，均應保持一致。2019年，第三人郭某莎、古某菊及古某國授權代表召開董事會，并作出了《重新選舉董事長議案》及《改聘總經理議案》，解除了郭某寬董事長職務及總經理職務。后郭某寬訴至法院，要求撤銷前述董事會決議。

法院認為，第三人召集董事會的時間及通知方式符合章程規定，雖未通知監事列席董事會對董事會的召集程度有輕微瑕疵，但對董事會決議不會產生實質影響。關于郭某寬主張第三人違反《一致行動協議》的約定在未就表決事項達成一致前投票表決，雙方在《一致行動協議》中未約定解決“異議”的方式，因此不能因郭某寬不認可提議而直接否定第三人作為董事行使表決權的效力，并且本案審查的應當為決議是否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公司章程規定，第三人對《一致行動協議》的違反，承擔的應當為對《一致行動協議》守約方的違約責任。故不予支持。

綜上，在《一致行動協議》經公司蓋章并經董事會決議通過的情況下，法院傾向于認為，該協議未損害公司及其他股東的合法權益，作為一致行動人的股東在股東大會表決時違反《一致行動協議》的，股東大會可以直接根據《一致行動協議》的安排記票。

注：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資產界立場。

題圖來自 Pexels，基于 CC0 協議

本文由“齊精智”投稿資產界，并經資產界編輯發布。版權歸原作者所有，未經授權，請勿轉載，謝謝！